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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8日訊（記者 萬靜波 敖瑾） 時值盛夏，2023年已過半，梅永紅終于忙完一件籌劃已久的事：把在科技部時的工作經歷及此后的所思所想系統寫下來，編撰成冊，題為《科技十日談》。他在十日談里提到了有許多工作交集的人物：原國務委員宋健、中科院院士王大珩、科技部原部長徐冠華、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、上海市委原副秘書長江上舟、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、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建……，這些人在政商學界都有各自的成就，而在梅永紅眼里，他們都有著重要的共同氣質：癡心不改的家國情懷、不畏艱難的實干精神。事實上，梅永紅亦有相近的底色。他在8年前做出了從體制內離開的選擇，這是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決定。因為，彼時梅永紅已有在國家部委工作23年的經歷，又是省部級后備干部，還具備5年地方主政經驗。這時辭職，猜測和質疑隨之而來。梅永紅一向在乎的是“做事”。在山東濟寧擔任市長時，梅永紅曾說，“一個優秀企業家，應該是在做事業，是有理想的，能夠表現獨到的視野，比常人更多一份執著，有著強烈的責任感。”現在回過頭來看，大概是在為之后的選擇埋下伏筆。這8年，梅永紅一直在華大集團默默供職。他做了很多嘗試，華大農業董事長，國家基因庫首任主任，與碧桂園農業合作推進智慧農業，兼任北大荒集團研究院院長。近期，他還籌劃發起成立深圳華谷研究院，依托這個平臺開展生物經濟的戰略與政策研究，促進行業信息交流與對話，給政府、企業和投資者提供有價值的支持。梅永紅的辦公桌上，擺著一把來自諾貝爾博物館的折疊式木尺，上面標刻著自1800年至2000年的200年間，人類取得的所有重大科學技術成就，但其中沒有一個是中國人創造的。他說，這是警醒，更是鞭策。現在，梅永紅給自己的定位依然是“科技人”。不同尋常的選擇經過幾次行程調整后，采訪最終敲定在6月末的一個下午。坐在背對著門口一側的會議長桌中間位置，攤開一本已經用了一半的記事本，梅永紅平靜地回顧著在商界的8年：“無論走過多少路，人生本質上都是一種經歷。”梅永紅無疑比大多數人有著更豐富的經歷。他出生于長江中下游一個農民家庭，不到10歲就開始在水沒過大腿的稻田里插秧。直到1983年9月，梅永紅考入華中農業大學農學系，他的人生開始迎來鯉魚跳龍門的轉機。畢業那年，當時的農業部從同系九十多名學生中，選中梅永紅。他順利進入農業部農業機械化技術開發推廣總站，先后擔任技術員、農藝師、室主任，由此開啟長達23年的國家部委工作生涯。仕途可以稱得上順利。1995年，梅永紅調任國家科委農村技術開發中心副處長，兩年后轉崗國家科委辦公廳調研室處長。此時，年僅32歲的梅永紅，在工作的第十年成為一名正處級干部。這期間，他組織、參與了信息、航空、汽車、船舶等一系列產業領域技術創新情況的調研。如果說，早年在農業領域的學習與實踐，鍛造了梅永紅的敬業精神，在國家科委調研室的工作，尤其是2000年前后牽頭組織對大型飛機項目的調研，可以說鍛造了梅永紅對中國科技發展的系統思考與宏觀視野。“那段時間我們四處奔走，廣泛對接。調研組內部討論甚至爭論都是家常便飯，大家對每一個問題都非常較勁，希望在爭論中找到共識和答案。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，每一個人都處在忘我的狀態。王大珩、師昌緒先生擔任調研組顧問，雖已年屆八旬，仍然不辭辛苦地多次參與座談對話。徐冠華、鄭新立公務繁忙，也經常抽出時間與調研組成員一起討論商議。國事當頭，夫復何求？”梅永紅在《科技十日談》中寫到。2003年，調研形成的《關于我國大型飛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》最終向中央提交。再經過此后一系列努力，沉寂多年的大飛機問題終于再次進入中央視野，并且被納入國家決策程序。2006年，梅永紅升任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司長，開始從更宏觀視角，參與更高層次政策的研究和制定。此前他全程參與《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（2006—2020年）》的研究制定、全國科學技術大會的籌備及文件起草，還參與了《科學技術進步法》的修訂。在司長任期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實中長期規劃政策，特別是企業研發投入的稅收抵扣、政府采購支持自主創新、創業投資等，每一個都是重量級、關鍵性政策。這些經歷很不平凡，即使在國家部委也并不多見。四年后的2010年10月，梅永紅再次迎來新的事業節點——他作為中組部從54個中央部委選派到地方任職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，到孔孟故里——山東省濟寧市擔任市委副書記、市長，開始主政一個800多萬人口、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。許多事或許一早就已埋下了草蛇灰線。梅永紅一直傾向于做一些“正確而難”的事，只是到了地方工作后，“難”的部分似乎變得更加突出。濟寧是典型的資源型城市，一直以來煤炭都是當地的支柱產業。但長期的科技工作背景，讓梅永紅深知對資源的依賴不可持續。最直接的代價當時已經顯現，當地因為多年采煤，出現了60多萬畝的土地塌陷，而且每年還以3-4萬畝的速度遞增。“我當時深感困擾的問題主要有兩個：第一，為什么一切都要地上服從地下？煤炭是資源，耕地不是更稀缺的資源嗎？第二，有的地方如果在地面開發，效益遠超地下，為什么還要一意孤行？歸根結底還在于政策打架，在于局部利益優先于全局利益，眼前利益優先于長遠利益。”問題清楚了，梅永紅開始著力推動解決：“與煤炭企業管理層不斷溝通，向省領導和主管部門多次反映，到國家發改委、財政部、國土部、環保部等部門反復匯報……。”這場“跋涉”最終有了一個相對理想的結果：濟寧市塌陷地問題得到多方的關注重視，全國人大領導親自調查過問；國土部從實際出發，核減部分塌陷地的耕地指標，為大規模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；當地煤炭企業積極尋求產業轉型和多元化，承擔更多社會責任。2015年，在濟寧的第五個年頭，在體制的第二十八年，梅永紅做出了告別政府體系的決定。梅永紅也理所當然地“被網紅”，直到今天，還有許多人對此饒有興趣。看待科技發展的新視角然后就是在華大集團的8年。梅永紅坦言，離開體制的這8年并非沒有糾結。“在體制內也會有，只是對這種大跨度的變化而言，可能會更突出。”2015年加入華大，梅永紅開始擔任華大農業董事長，同時掌管深圳國家基因庫。國家基因庫的定位非常高，它是繼美國、日本和歐洲之后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庫，也是目前世界上數據量最大、功能最完備的基因庫。梅永紅并非生物學專業出身，肩負的壓力可以想見。他結合自己過去參與頂層設計的專長入手，“除了硬件建設，另一方面就是把基因庫工作架構、工作機制確立起來，包括理事會制度、外部相關機構合作以及內部管理機制等。再有就是確立基因庫未來的基本功能，共為、共有、共享”。2016年10月，基因庫正式開始運行。對于農業，梅永紅則傾注了長期、特別的關注。他的微信名一直是“微山湖”，這是當時南水北調東線的一個輸水渠道，為保水質安全，政府要求對湖里的網圍養魚做清理。農民們百般不愿，但最后都服從大局，把魚網扯了。梅永紅忘不了當時的場景：有的農民一邊扯，一邊哭，哭祖輩“靠湖吃湖”的生計要斷了。“每次想到這里，就覺得為他們做多少事都是值得的。”梅永紅在采訪中說。現在，梅永紅的身份是華大集團董事、深圳華谷研究院理事長，兼任北大荒集團研究院院長、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。梅永紅開始把工作重心轉向對科技政策的思考與梳理，以及向政府、企業以及科研院所等建言獻策。梅永紅說，在政府和企業一線的工作經歷，使他具備更全面的觀察視角。“我的優勢是，原來做過宏觀研究，現在又在微觀里，很容易把兩者結合起來。我們過去有很多政策是原則性的。”他對科技評價體系也深有感觸。作為科技部曾經的官員，過去他也參與過不少項目、獎勵和人才等方面的評審評價。進入企業后，梅永紅感到，有些科技評價，實際上往往只是小循環，不能形成完整的價值閉環，無法反映在市場環境中企業的真正能力和競爭力。“我到企業之后體會到了，任何自說自話的評價標準和體系，放到市場競爭中都是毫無意義的。因為好壞的評定最終是由市場說了算，消費者說了算。所以我特別想說的是，如果我們將技術理解為競爭力的核心，那它的評價體系應該體現的是一種價值實現，體現一個從研發到應用的完整閉環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”在企業的工作經歷，讓梅永紅對人才認定有了全新思考。“華大去年在核心期刊CNNS上發表論文113篇，高居國內第一，引用數量也排在前列，而這些研究成果，都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做出來的。包括華大現在在做的很多具有顛覆性意義的事情，也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在領軍。所以，對人才的理解，也是我到企業以后感受到的一個非常大的不同。過去，我也會產生懷疑，但那時的感受不像今天這么具體、深入。類似這樣的問題，我覺得都有一個重新認識的過程，很多過去的觀點和看法都經歷了修正。”“科技人”的理想主義堅持梅永紅給自己現在的定位依然是“科技人”，“不管是在地方擔任市長，還是離開政府來到了企業”。當然，在企業還有更多更迫切的問題需要思考，“比如我們要面對競爭對手、企業的生死、技術的迭代以及消費者的苛求，類似這樣的問題至少在我原來的研究范圍內是不需要考慮的。”但梅永紅想得更多的還是中國的科技發展道路，“包括科技戰略、科技政策以及科技體制等”。“到底應該在什么樣的底層邏輯上構建我們的核心競爭力。”梅永紅給出思考，是從體系的完備和協同上來著眼，“哪怕只是做一個杯子，也需要思考短板在哪里，還有沒有優化的余地。我希望能更多從體系層面上來思考這樣的問題，而不只是關注某個熱點。對于梳理出的短板，哪怕是解決了一個，也是向前走了一步。”在采訪中，他還多次強調應當重視企業，而這種重視不僅僅是政策層面，還要包括社會文化層面，對企業和企業家的價值有新的認知。 從北京到山東，再來到深圳，他認為深圳政府對企業家的關注和重視，是深圳這些年迅速發展的關鍵。“深圳政府是小政府，服務型政府。這種政府的結構和定位功能就決定了，它面對企業更多的是服務者的角色。”如今，梅永紅正致力于把這些思考重新反饋到決策體系，剛剛發起的華谷研究院，就是一個傳遞的出口和平臺。“雖然我還在一線，在企業中還有職位和工作，但我現在發起成立華谷研究院，推出生物經濟50人論壇，就是因為我覺得有這份責任感。雖然也許微不足道，但基于我這些年的經歷、思考、認知及判斷，可能對政府、企業以及高校研究所有一些價值，這就是我做智庫的初衷。”如果要給梅永紅的“科技人”身份加一個修飾的前綴，那么理想主義一定是不二之選。他也毫不諱言，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。“我希望能夠利用自己的知識，做更多有益于國家、有益于社會的事情，這是我這些年一直奉行的人生追求，我在北京工作如此，到山東工作如此，今天來到華大也是如此。”附部分采訪實錄：：如何總結從體制內離職后的幾年？梅永紅：我非常贊同一個觀點：人生無論走過了多少路，本質上都是一種經歷。在離職前，我已經在體制內工作28年，從農業部到科技部再到地方政府，這種經歷在政府體系中也不算太多，總體算豐富。但我認為這仍是一個模式，還是固有的道路。我由衷地認為，一個人的人生不完全是恒定的，應該有更多的選擇。在決定離職的當時，我沒法預估跳出去以后將面對什么，但我愿意做一次嘗試。我覺得今天的社會應該給以更多包容，讓更多人去嘗試，你不做是沒法知道結果的。當時網絡上對我的選擇有很多評論，但我并不在意。因為我自己知道為什么要辭職，心態是平靜的。雖然也有過糾結，畢竟放棄了很多。離職過程肯定會有很多的糾結，這種大跨度的變化超出原來的想象。但總體上講，我覺得是一種收獲，讓我從另外一個維度和視角去觀察社會，體驗不一樣的人生軌跡。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經歷，我覺得自己更加豐富了，也讓我在面對很多問題、挑戰的時候多了一份從容。：你在個人著作《科技十日談》中表示，體制內的工作讓你形成了看問題的宏觀視角，那么現在進入到企業經營一線的微觀視角，你認為推動科技發展應該從哪些方面落地實施？梅永紅：我現在每天面對的問題，跟過去在政府內部面對的肯定不一樣。比如我們要面對競爭對手、企業的生死、技術的不斷迭代以及消費者的苛求，類似這樣的問題，至少在我原來的研究范圍內是不需要考慮的。但我的優勢是，原來做過宏觀研究，現在又在微觀里，就很容易把兩者結合。我們鼓勵原始性創新，這很好，但原始性創新的條件是什么，需要什么樣的生態？原始性創新需要一個具有包容的環境來支持，因為它具有破壞性，是對過去技術體系、投資體系以及消費體系的一種改變甚至顛覆。我在科技部曾一直推進政府采購政策支持自主創新，但收效不大。其實政府采購政策不是一個單純的財務規范性制度，更多的是一項產業政策。我曾對此做了充分研究，世界各國的政府采購都屬于產業政策，目標非常清楚，主要就是鼓勵創新，扶持中小企業成長。對目前而言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其實是體系的完整性。我們常說木桶效應，木桶最后能盛多少水，取決于最短板的長度，而不是長板有多高。在科技創新問題上，不能有斷層，不能有短板，這就是規律。：你此前擔任過市長職位，來到深圳后，如何總結深圳這座城市還有哪些在科技創新領域方面的優勢？梅：我來深圳已經將近8年，有幾點我認為是值得總結的。第一是它的包容，這可能是年輕城市共通的特點。人們彼此之間的過往糾葛很少，甚至是沒有，包容性也就大多了。第二點是深圳的創新創業意識較強。我在這里接觸到一些中小企業，它們真的沒有太多資源，但老板就是敢闖。第三點是深圳經過了多年的積累，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。我原來也對接過一些企業家，很多人都認為深圳具有最完備的產業鏈、服務鏈，許多在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，包括資本、人才，都可以及時便捷地得到解決。換到一個產業鏈體系相對不完善的地方，可能就完全是另一種狀態了。第四點則是繞不開的政府作為。深圳地方政府是服務型政府。這種政府的結構和定位，就決定了它面對企業更多的是扮演服務者的角色。我希望深圳能把好的風格、基因堅守下去。：有關科技發展的話題，你還希望做哪些補充或強調？梅：第一點，倡導科學精神，其內核就是質疑和批判精神。這一點我認為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過程當中特別重要，要牢牢地確立下來。第二點，希望我們能夠重新思考，到底應該在什么樣的底層邏輯上構建我們的核心競爭力。我認為很大程度上要從體系的完備性上來思考問題。整個體系的短板在哪里，哪怕是解決了一個，也是向前走了一步。第三點，我希望更加重視企業創新。只有讓更多重要的技術資源、創新資源、人才資源向企業匯集，才能說我們具備了一個更好的創新創業生態。第四點，集中有限資源，解決卡脖子問題和關乎國計民生、國家安全的問題。如果沒有集中規劃，美國二戰以后那么多大型科學工程不可能做出來，包括曼哈頓計劃、阿波羅登月、人類基因組計劃，更別說它在科學工程領域布局的100多個國家實驗室，每個國家實驗室都是國家目標，美國幾乎最核心的科技資源都集中在這些實驗室當中，中國也在吸收成功的經驗。